吉林28号快3开奖结果,这家医院的医生没退路,他们治不好,全国都没辙,病人真得死

对重症病人来说,死都不是最可怕的,更怕的是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。

吉林28号快3开奖结果大家好,我是陈拙。

这两天翻到一条老新闻:广东有家医院要培养当代黄飞鸿。因为接连3名医生被打,他们实在没辙,只好组织大家练习擒拿格斗。

吉林28号快3开奖结果网友评论都特逗,我却没笑出来。

吉林28号快3开奖结果我和医生林大鼻聊了聊,她说,每个病人暴怒的背后,是恐惧。那些囔囔要往死里闹的患者,一般都是最怕死的。“怕死才闹。死都不怕了,还闹个啥?”

她还跟我讲了个挺反常识的事儿——对重症病人来说,死都不是最可怕的,更怕的是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。“每天都看着身体恶化,却不知道为什么。”

林大鼻的医院很特殊,收治了太多这种病人。吉林28号快3开奖结果为了避免冲突,她规划最快的办公室逃离路线,绝不坐后背靠门的位置,电脑上还设置了一键定位呼救。

直到那一天,有个男孩出现了。没有病因,没有希望,没有科室愿意接收。吉林28号快3开奖结果为了满足男孩的愿望,林大鼻把他“捞回”科室,决不放弃。 

吉林28号快3开奖结果那是一场持续3个月的艰难战斗。她想对男孩和家属说:“谢谢你们啊,我已经没有遗憾了。”


事件名称:活得明白

事件编号:医院奇闻录07

亲历者:林大鼻

事件时间:2018年3月

记录时间:2019年6月

活得明白

林大鼻/文

在这家医院工作了11年,我算是见识了全国所有救护车的型号。

每一天,都有不同城市牌照的救护车冲进医院大门。下车的病人和家属操着不一致的口音,但神情同样疲惫,像是经过了一场长途旅行 ,如今总算熬到了终点站。

出现在这里的人们,都抱着最后的希望。吉林28号快3开奖结果他们冲进办公室的时候,手里都拽着一张A4纸,上面盖着鲜红大印,加上一行小字——“病情疑难危重,建议转上级医院。”

往往这时,病人会拿着这张纸,用近乎祈盼的眼神望着我,越凑越近。甚至有人还会把那张转院通知单放在桌上,怕我不收下。吉林28号快3开奖结果我总是很细心地提醒他们:“这张纸,你还是自己拿着吧。”

吉林28号快3开奖结果这里就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之一,没有上级可转。

但这份声名背后,是无孔不入的压力。如果病人在这里还治不好,那他可能就无处可去了,这是任何病患家属都无法接受的事实。

我不止一次面对过这种突然爆发的绝望。后来,我养成一个习惯,绝对不坐在后背靠门的位置。

这些外地来的病人们,会被送到一个叫作“抢救室”的地方。作为危重病人的中转站,那里就是人间修罗场,监护警报以高频率发出扎耳的“滴滴滴”,心脏按压到骨头的声音是尖锐的“嘎吱嘎吱”,这些杂音里不时掺和着医生的高声呼喊:“抢救!过来这床!抢救!” 

一切都是吵的,就算有人死掉,也还是吵的。只有躺在病床上的活人是安静的。

我每天都要去一趟抢救室,门外的地上躺着横七竖八的病患,那都是一些病情较轻,但家在外地的患者。有时我得从她们身上跨过去,小心翼翼。

在这里有两种病人。幸运的,会找到接收的科室,住进病房。不幸的,医生判断无法治疗,被家属拉回家。如果是后者,对方家属的情绪可能会崩溃,毕竟这里已经是寻医问药的尽头,还能去哪呢?

只是对医生来说,还有比“无法治疗”更可怕的情况。

第一种是年轻的病人,因为岁数小,家人觉得还有未来,一般会抛掉全部身家,不到尽头不罢休。第二种是查不出病因的重症患者,每天花费重金等待结果,抱着一丝希望,却看着自己身体逐渐恶化,比明明白白知道得了绝症更可怕。

这两种病患一旦治疗失败,家属根本无法接受。而第一个面对这种情绪爆发的,往往都是医生。

这也不能怪谁,毕竟从抢救室里来的病人只有一个终极目标:活着。

林晓宇就是这样出现在我面前的。他符合这两种病人的所有特征——年轻,家人也准备拼劲全力,且根本查不出病症。

可从我与他对视第一眼起我就知道,这个小伙子,活不下来。

因为长得显小,我这个主治医生常常被当成实习大夫。

但有时我会觉得,要真是实习就好了,这样就只要关注病房,不必每天去抢救室“捞病人”,这事儿担子太沉,关乎人的生死。

一进抢救室大门,就有同事跟我介绍这一批病人的情况:“昨晚又来了几个‘好的’,特别适合你们病房,快来看看。”

有的人习惯把还有救、不会长时间住院、经济条件过得去的称为“好病人”。

按照这种标准,林晓宇显然被排除在外。但他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,是这个小伙子看我的眼神,让我想起了几年前遇到过的另一个病人。

一样的年轻,一样的充满希望。

见林晓宇的第一面,他挂着氧气罩,见到我只是点点头。因为呼吸困难,他必须费上一点劲儿,才能靠坐在床头,很用力、很沉默地吸氧。

“我是来会诊的医生。”

他抬头看着我,没说话,几秒过后微微张嘴,也只是喘气,扣在脸上的呼吸罩腾起一层白雾。

我翻看着他的急诊病历,二十多岁,来自内陆省份的农村,一开始高烧不退,当地医院认为是肺炎,却越治越重,直到全身多个器官开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出现崩溃迹象。

一个月后,他才被告知那一句:“治不好了,太重了,转上级医院吧。”

我把他的病历翻到最后,都没有说明这到底是什么病。

我踱步到林晓宇跟前,一边看着CT片子,一边悄悄打量他。

仅仅病了一个多月,他已经瘦得脱了形,病号服穿在身上显得空荡荡的,双颊凹陷下去,显得眼睛格外的大,也格外有神。

整个人看起来比病历里写得还要差一些,不仅各项化验指标都出现问题,口腔和皮肤也已经开始出现溃烂。

我暗自摇摇头,太难了。

还不清楚是什么病,就没有办法对林晓宇给予针对性的有效治疗。况且他这么年轻,疾病恶化的速度就那么快——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太少。

这样下去,林晓宇很可能一直到死,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。

我心里生起一股不好的预感,还是按照惯例,没说自己是负责收治病人的管病房大夫。这种做法,也是不想给每个来到这里的患者“无谓的希望”。

而且我手上只有非常宝贵的最后一张空床了,必须把它留给最有救治希望的病人。抢救室随时都会有全国各地转运来的重病人,能不能得到最妥善的治疗,有时就取决于有没有一张病床。

我在心里打了退堂鼓,没有跟他过多交流。 

急诊的同事似乎看出了我的犹豫,一把拉住我说:“我们都满床了,再来病人只能加床了,帮帮忙,捞一个走吧。”

我摆摆手,从侧门出去了。

走了几步,我又停了下来,这小伙儿实在太年轻,心里有些不忍。我绕到前门,喊了一嗓子“林晓宇的家属在吗?”

一个衣着朴素、操着浓重乡音的中年妇女应声跑过来,“我!我是晓宇的妈妈!”

看她黝黑的面庞,显然是个平时干农活的劳动妇女。我用尽量简单的话语问了她一些情况,但她完全沉浸在悲伤的情绪里,什么都答不上来,抹着眼泪不停重复着:“求求大夫,救救孩子,求求你了。”

看着林晓宇的母亲,我虽然万般无奈,但还是要考虑如果她不能很好地配合,后续治疗会很难开展。

我不死心,问了最后一个问题:“家里经济情况怎么样?”

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后,我只能安慰她几句,沮丧地离开抢救室。下班前,我忍不住悄悄打开急诊的病历系统,发现林晓宇的名字仍在急诊名单里,并没有被任何一个病房“捞”走。

我盯着电脑上的名字看了又看,几次把鼠标移到右上角的“叉”,都没能点下去。

全国最好的医院,也是病患心中的最后一线希望。如果我不在此地接手这个男孩,我几乎可以看到他的结局——

无处可去,最终在急诊把钱花光,放弃治疗,拉回家乡去。或许还会因为穷,连救护车都坐不起,只能找一辆不正规的“黑车”,很可能走到半路,母亲就得眼睁睁看着儿子去世却束手无策。

我还是没能关掉带有林晓宇名字的电脑界面。这三个字,让我一直联想这个年轻人拼命吸氧的样子。

我在临床一线摸爬滚打这么久,面对的都是最凶残狡诈的疾病,自认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识过了,但这当中,有一个失败的病例,在往后的日子里几乎成了我的心结。

那是一个和林晓宇很像的病人,二十多岁的小伙子,病情危重,但就是查不出得的是什么病。

不同的是,他家里非常有钱,而且有一个怀孕的妻子,还有五个月就到预产期。

为了让病人能看到自己的孩子出生,无论是在医疗还是金钱方面,我与家属都倾尽了全力。我们甚至请了美国专家就诊,奋战了将近三个月,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。

然而生活不是电影。病人最终没有等到自己的宝宝出生,在离妻子的预产期只有两个月时撒手人寰,到最后也没有搞清楚得的是什么病。

怀孕的妻子情绪崩溃,跨年夜时来到办公室,哭着问我一个问题:“你们这种医院,怎么可能连什么病都不知道呢?”

她盯着我的眼睛,很不甘心,“你不能让他死个明白吗?就算是恶性肿瘤没办法也认了。这种结果我不接受。” 

后来整个科室都知道我尽力了,却没做好这件事儿。还有同事遇上类似的病人,总会来问我:“你要不要再挑战一下?”

再回想起这事,我同样也是不甘心,明明很努力了啊。

现在每次面对年轻的、诊断不清的病人,我的内心会陷入纠结的状态。一方面是心生恐惧,怕万一接手失败,病人和家属没有退路,我同样没有退路。

但要我看着对方在急诊室等死,内心还是不安。我不想让他们体会那种病情未知,只能慢慢死去的恐惧。

我最终做出了决定,接诊林晓宇。如果我不接手,这个名字就会在急诊名单消失不见,就像退潮的浪花,无声无息地被卷走,一点痕迹都不会留下。

我不想让“林晓宇”这个名字从我的手上滑落,更不想同样的事情,再发生第二次。

我回到了抢救室的门前,这次不仅见到了林晓宇的妈妈,还有他的姐姐。原来,姐姐一大早就去想办法筹钱了,刚刚赶回来。

这次我没有再谎称自己是会诊大夫,直接亮明身份说:“我是呼吸危重症监护病房的医生,想跟咱们所有家属谈一谈。”

姐姐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,她说弟弟还没有结婚,父亲早就去世了,自己与母亲就是他所有的亲人。

除了病情以外,我还了解到,两姐弟从小生活在农村,姐姐为了供养晓宇考上大学,年近30岁都没有结婚。

现在弟弟进入律所,就快要当上律师,只要他成功了,就是一家人的经济支柱。姐姐才考虑起结婚的事儿。

可自从晓宇得了这无法查明的恶病,一切安排都变了。

姐姐不相信晓宇这么年轻就得了绝症,“就算死,至少也得死个明白!”撂下这句话,她带着弟弟千里迢迢赶来我们医院。

我相信,她对弟弟的全力救治并不是出于金钱的回报。因为从一开始,我就很明确地告诉她,晓宇很难救回来,但她依然决定,即使倾家荡产也不放弃一分希望。

在谈话的过程中,我一直在仔细观察晓宇的姐姐。她没有丝毫犹豫,眼睛里盈满真诚、感激和信任,这是我们最喜欢的家属。

虽然文化程度不高,但她能理解我的话,同时也保持着理智,没听到住院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,抱住人不撒手,那会给医生很大压力。

在与疾病的战斗中,医生和病人家属其实是最亲密的战友。谁也不想在战斗过程中带着拖后腿的战友,更不想遇到在背后捅刀子的叛徒。

只是姐姐对花费有些担忧,担心不能撑到最后。我说自己会尽力帮她省钱,有多少就交多少,不够的再想办法。

最后我嘱咐她:“办完手续直接转到病房去,别等明天了。”

我通知病房的值班医生准备收病人,半小时后,林晓宇就会离开急诊室,被推到我的病房。

趁着这段时间,我通知病房的医生准备接收病人,自己赶去食堂填饱肚子。那一餐我吃得很快,只想着赶紧去看资料。我知道,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已经无声的打响了。

夜深了。

姐姐提来一大袋厚厚的资料,从县医院到省城的三甲医院,哪怕一片纸都复印了下来。

当晚,我仔细研读林晓宇所有的病历,不放过任何能确定病症的蛛丝马迹,结果越看越心惊。晓宇的病情,与那个让我刻骨铭心的病例竟然惊人的相似。

没有病因,没有好转,没有希望。

我只希望这一次不要重演历史,无论如何,都不能再让又一个小伙子走得不明不白。

等我整理完资料,林晓宇的姐姐还守在楼梯间,她用那种泡沫拼板铺在地上,行李袋当枕头。

我劝她不用24小时都守在这里,只要保持手机畅通就行。

她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,这附近的招待所太贵了,连最便宜的地下室都要将近一百块钱一晚。她想省下钱留给弟弟看病。

我走进病房,询问晓宇的病情。他戴着吸氧面罩、每说一句话都有点困难。我尽量挑重要的问他,他说的很有条理,几乎没什么废话,一看就是查阅过相关资料。

只是说到后面,他张口越来越吃力,声音也逐渐变小。我有点于心不忍,看时针已经指向10点钟了,让他先休息。

但他显然不愿意结束谈话,还想要继续解答我的问题。我安慰他别着急,今天先了解最主要的,之后有的是时间。他很累了,看我要走,仍然小声地说了一句“谢谢”。

在回家的末班地铁上,我给值班大夫发微信,让他把那些按小时收费的监护、吸氧等项目,给林晓宇每天象征性地记一点费用。

虽是杯水车薪,省一点儿是一点儿吧。

第二天,我向上级医生汇报了我的想法。

“省城的三甲医院已经做了很全面的检查,为了节省时间,我想跳过那些常规检查,快速取活检,依靠病理给病人一个诊断。”

虽然明面上是请示领导,但我内心早就下定主意,即使不同意也要争取。 

之前的那个小伙子,就是没珍惜宝贵的时间,到后来要取活检时,已经来不及了。我不想再让类似的遗憾重演,毕竟林晓宇没有时间用来等待。最后,领导给了我全力支持。

通常,从取活检到出结果的时间是一个星期,如果是疑难的疾病,需要的时间往往更长。我决定给林晓宇输血,把各种风险降到最小,集中火力多个部位同时取活检,最后在两天时间内做完了这一切。

然而就在做完检测那几天,晓宇隐隐陷入了不安。

“我得的是血液病吗?”有一天查房的时候,他突然提出了这个问题。

晓宇告诉我,父亲就是得血液病去世的,还是挺罕见的病症,叫“多发性骨髓瘤”,最后还是去世了。他担心自己会重蹈覆辙,花光家里的积蓄。

“我怕自己也遗传了这个病,在网上查了好多资料,又觉得不太像。”他忐忑地盯着我的眼睛,期盼得到否定的回答。

我安慰他,“多发性骨髓瘤不遗传,你的症状也根本不像这个病。”我没说出口的是,晓宇的病,应该远比他父亲的要凶险得多。

晓宇似乎松了一口气,又追问我自己得的像啥病,“我经常想得睡不着觉,想自己查查文献。”

当人面对即将到来的答案时,总会有些紧张不安,想要提前知道答案。

病房里连电视都没有,唯一的可做的事情就是玩手机。晓宇时常坐在床上,戴着呼吸罩看手机,连夜搜索病症的资料。

他有时会抬头看我,隔着呼吸罩,用很闷很小的声音问:“姐姐,我得的是什么病?”

我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,更不知道该给出什么关键词。我只好避开他的视线,用同样小的声音说:“我还不知道。”

我经常强行转移话题:“你是律师吗?很厉害呀。”

“还算不上律师,刚毕业没几年,就做些打杂的工作。”

我想试着继续和他聊聊天,他却摆摆手,紧抿双唇。或许是太累了,或许是不想闲聊。

我能理解他的心情。千里迢迢来到最好的医院,依然得不到答案,对自己命运无法把控,只能在等待中抱有希望。

然而这种等待是没有期限的。重症病房里24小时灯火通明,没有任何光线、温度的变化。如果不是医生来上班了,晓宇根本不知道又过了一天。

他的姐姐倒是很热情健谈,几乎全天驻扎在楼梯间,白天就把泡沫拼板拆掉,摞成一个凳子坐在那里。那是我进出病房的必经之路,下班就会跟她聊一会儿。

她总是看到我就赶快站起来,从楼梯间冲到我面前,每次的话题都离不开检查结果。

我安慰她,取了好几个位置的活检呢,会有结果的。

但我内心其实没有把握。当年那个和林晓宇很像的男孩,也是艰难地取了活检,却根本找不出病因。家人的要求越降越低,从最初想治好病,到后来把生命延长到亲眼见孩子出生,再到最终仅仅希望能死个明白。就算这样,我都没有做到。

我有预感,晓宇身体里那个“看不见”的狡诈敌人,这次也不会轻易束手就擒。

林晓宇的病情每况愈下,持续高烧不退,皮肤每天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溃烂,已经从两条腿蔓延到了腰背部。

作为重症监护室里为数不多“清醒的病人”,他的每一分钟都很煎熬:躺不下,每天只能坐在床上,就连口腔都溃烂了,每吃一口东西都很疼,我们给他插了胃管打营养液。

病痛的折磨、睡不好觉、见不到家人等等,病人很容易患上“监护室综合征”,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。

我把林晓宇挪到一个角落的床位,在四周拉上帘子,隔离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空间,还嘱咐夜班护士晚上关掉他头顶的灯,希望他能尽量好过一点。

他虽然不爱说话,但能体谅我对他的关照,每次问起感觉怎么样,他都说好。

但我能感觉到,他之所以能撑下来,完全是因为对病理结果的期盼在支撑。我很担心他的希望落空,不愿多谈病理方面的事情。

我俩之间的见面,变得越来越沉默。

重症监护室外,姐姐越来越焦躁。虽然我从一开始就告诉她,至少需要一个星期才可能有结果,但她仍然是见我一次问一次。以至于每次远远在楼梯间看到她,我就有点心虚。

我也很想说点乐观的话鼓励他们,又担心会起到反作用。毕竟这个时候,给予希望是很“危险”的。 

有时为了逃避姐姐的追问,我不得不装作接听电话,从她身边匆匆经过。看着她渴望期盼的眼神,我的内心很愧疚。

姐姐肯定是感觉到了什么。那一天,她拖着我到没有监控的角落,想要塞给我一卷钱。

我冷着脸坚决拒绝,“不收红包是我的底线,我一定会全力救治你的弟弟。”看她还不死心,我只好吓唬她如果再这样,就马上给晓宇办出院手续。

林晓宇仍然每天高烧不退,全身多个地方都在溃烂,有的地方甚至能隐约看到骨头,令人不忍直视。

每天下午半小时的探视时间,姐弟俩都在互相鼓励打气,话题只有一个:“病理结果就快出来了,再坚持一下”。他们还乐观的认为,取了好几个部位的活检,一定能诊断清楚的。

只是姐姐从头到尾,都不知道自己弟弟的伤口情况。那里被我们用纱布遮着,平时林晓宇也会用被子盖住伤口,我们都没有特意对姐姐提起。

越临近出结果的日子,我的担心越重。我怕得到一个坏结果,更怕什么都得不到。

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。

一周多以后,几份病理报告几乎在同一天到了我手里——全都没有明确的诊断结果。

林晓宇的情绪崩溃了,彻夜不睡觉,把各种监护的连接线都从身上扯下来,大喊着“我不想治了!”

我不得不给他用了镇静的药,又破例让姐姐进来守在床边,他才平静一些,但依然坚持要出院回家。

一向坚强的姐姐也落泪了,说想尊重弟弟的意愿,回家去。

我站在一旁,看着眼前的姐弟俩。说他们是真心想回家,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信的。

从医十余年,形形色色的人见过太多,真正愿意放弃生命的病人是极少的。更何况年轻的病人里,我还从来没遇到过任何一起。

此时的晓宇,只不过是情绪失控。就像那些站在楼顶寻短见的人,如果是大喊大叫的,最终跳下去的非常少,往往只是为了宣泄情绪。真正一心求死的人,只会悄无声息、决绝地赴死。

要是真把晓宇放回家,等他心情平复,肯定会后悔万分,但那时候,已经没有机会再回来了。即使能再回来,我也未必有床位能及时把他再收进病房。

我觉得晓宇需要的绝对不是死亡,而是一个答案。

我安慰姐弟俩:“这只是第一个回合失败了,还没到走投无路的地步,怎么能轻易放弃呢。”

姐姐还是哭个不停,表达感谢的同时,还是坚持要回家。“太难了,医生,实在熬不下去了,我们村里有风俗,死人不能进村,我想趁着弟弟还活着,带他回去。” 

我有点急了:“晓宇是因为病得难受,说些丧气话,你不能失去理智啊。取活检也花不了多少钱的。你今晚回去好好想一想,愿不愿意让弟弟走得不明不白。你要是甘心,明天来找我,我给你办出院!” 

姐姐抹着眼泪走了,我心里也非常难受。在其他人眼里看来,这是一个把烫手山芋脱手的好机会,只需要让家属签署一份自动出院证明,我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和风险。

但是我不想就这么算了。

人类最大的恐惧是“未知”,当你不知道即将面临什么时,就会幻想出无数种可能性。但当你明确知道结局,哪怕是一个不好的结局,似乎也没那么绝望和难以接受了。

至少,我想通过我的努力,让晓宇能走得甘心一点。

经过一夜的思考,姐姐的情绪稳定很多。我给林晓宇加大镇静剂的用量,并尽可能让姐姐在床边陪伴。总算把姐弟俩都暂时稳住了。

我拿着几张报告,去找病理科的同事沟通,却意外发现了突破口——皮肤活检里有一些淋巴瘤的蛛丝马迹,但组织实在太少,没有办法下诊断。

我盯着显微镜里那星星点点疑似恶性的细胞,不禁握紧了双拳。

我告诉姐姐,其实在皮肤活检里已经被我们发现一些端倪了,跟最初的猜测差不多,非常像我们怀疑的疾病——淋巴瘤。只是组织太少了,无法诊断,必须取大块的组织才有可能弄清楚。当然,这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。

经过一夜的沉淀,姐弟俩的情绪都稳定了很多,最后都同意进行检测。

“淋巴瘤”,也被老百姓叫作淋巴癌,是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。著名播音员罗京就是得这个病去世的。

在所有的内科疾病里,淋巴瘤是最狡诈凶残的那一类。它特别善于伪装,病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得的是血液病,还以为哪个器官出问题了,等知道是血液病 的时候,已经耽误了很多时间。

很快,问题接踵而来。如果想取到大块组织,只能求助外科医生,去手术室进行操作。

但林晓宇的情况根本没办法去手术室,只能在病床上进行活检。这有一定的危险性,但如果不放手一搏,诊断的可能性就是零。

但来会诊的外科医生表示,床边手术的风险太大,可能会出血不止、伤口愈合不了,实在爱莫能助。

我扯住外科大夫的袖子,不让他走,豁出老脸开始撒娇,要他一定帮忙。他或许没想到我居然那么能豁得出去,只好艰难地答应了下来。

手术开始,只进行了局部麻醉。林晓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医生拿起刀子,从自己身上割下一块皮肤。这样的场面和切身之痛,我不知道他受不受得住。

我找了一个架子,搭上床单,挡在他跟外科医生之间。

晓宇的脸上紧扣着加压面罩,说话更加困难。我告诉他马上就要开始了,他点点头,眼神坚定。

我们决定取他溃烂速度最快的那部分皮肤,这样找到恶性细胞的几率会大一些。

我站在床头,告诉他不用说话,如果疼就举手示意,我会让外科医生补麻药。

手术刀精准切下去的瞬间,晓宇举起了手。

我连忙说:“好的,知道了,给你打麻药。”他急切地摆摆手。举手去抓吸氧的面罩。

我按住他的手,轻声安抚他:“很快就好了,再坚持一下。”

他顺势攥住我的手,另一只手艰难的把吸氧面罩扯开一条缝儿:“多取一点儿,我不怕疼,你们给我多取一点儿。”我看着他的眼睛,里面都是破釜沉舟的决心。

我鼻子一酸,答应他:“知道了,放心吧,你专心喘气,要是疼就捏我的手。”

手术顺利结束,外科医生尽力给我们取了一块很大的皮肤。他很担忧,说这个伤口根本没法缝合,也难以愈合。

我说这些都是小事儿,只要诊断清楚,后续就有希望。

这块皮肤泡在福尔马林液体里,隔着玻璃瓶,看上去比实际显得更大一点儿。我举着它盯了很久,这是晓宇最后的希望了。

取完活检的当天下午,我决定给晓宇用超大剂量的激素“冲击”治疗,需要家属签字同意。

姐姐有点疑惑。她曾经跟我说过,省城专家建议试试大剂量激素,但是被我拒绝了。 

我告诉她,大剂量激素确实可以暂时缓解病情,但不能起到根本的作用,而且我最担心的是,用了激素以后会让病理变得更加不典型,难以检测出结果。

她不明白,为什么我现在又同意用激素了。

我委婉地告诉她,现在取了一大块皮肤组织,接下来就是等待结果了。“所以我想把激素给晓宇用上,至少能撑到结果出来那一天。”

姐姐没有再提问题,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,沉默地签下同意书。

我已经尽我所能做了全部的努力,剩下的就只有等待了。

孤注一掷的等待令所有人感到窒息,姐弟俩在一起的时候,似乎有点刻意回避结果的问题。可能是不想再次失望,所以故意表现得不那么期盼吧。

我每天都在电脑上刷新数次病理报告,常常盯着那个灰色的界面发呆,既盼望能早一天出结果,又有点害怕那一天的到来。

如果再不能明确诊断,也许真的要放手了,我有点不敢想象。

当病理报告的灰色界面变成可读的蓝色界面时,我深呼吸了好几口气,才把鼠标对准它,点开。

看过大段大段病理描述,几十个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,我的目光最终定格在报告末尾的结论上:淋巴瘤诊断成立。

那一刻,我有点想哭的冲动,同时有一种卸力后的虚脱感。经过一个月的努力,终于得到了明确的结果,这一次,总算能对病人和家属有交待,对我自己也像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被永远地翻页了。

我查阅了文献,林晓宇得的这种淋巴瘤是两年前刚刚新命名的一种类型,最突出的就是起病急骤、进展迅速,而且缺乏典型的病理特点,没有经验的医生根本不认识。不幸的是,这是恶性程度最高的那一类,治疗效果也极差。

诊断清楚的起点,几乎等同于晓宇生命的终点。现实就是这么残酷。

我把病理报告单交到姐姐的手上,告诉她终于诊断清楚了。

姐姐激动得双手颤抖,茫然望着那一大段专业术语,有点不知所措。我提醒她:“看最后一行的结论就行。”

“淋巴瘤诊断成立……”姐姐喃喃地念了好几遍,声音越来越大,从自言自语变成掩面大哭。她说:“终于弄明白了。”

她这段日子实在太难熬了,拼命压抑尚未得知结果的恐惧,对弟弟说些无关紧要的话题,什么准姐夫过几天也会来,还有老家地里的庄稼。

我都有些不忍心告诉她,晓宇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,只能以天来计算了。

姐姐问我要不要瞒着弟弟?

我建议她不要给晓宇无谓的希望,这么聪明的孩子,自己上网查资料也能知道个大概。如果能清楚知道自己未来的时日,可以更好的规划,不在最后的时光留下任何遗憾。

姐姐同意了,她拿着病理报告单去了弟弟床边,如实相告。两个人再次抱头痛哭,情绪终于有了宣泄的出口。这么长时间的煎熬和祈盼,哪怕是坏的答案,也总比至死没得到结果更令人心安。

晓宇有些沮丧,但慢慢又接受了这个事实,“至少,不是和爸爸一样的病。”

最终,姐弟俩决定继续接受治疗。

晓宇的准姐夫也赶了过来。所有亲人都来到晓宇身边,陪伴他走最后的路程。每天晚上的楼梯间,母亲、姐姐、还有准姐夫,三个人并排睡在那里,在距离晓宇直线距离不到五十米的地方,默默陪伴着他。

每天半小时的探病时间宝贵,我也不便去打扰。

我给相熟的血液科病房医生打好招呼,很快就把晓宇转了过去,并拜托同事尽量照顾。

转科的时候,晓宇和姐姐都是感谢,没有提及一句病情。面对已知的有限未来,他们接受的很平静,“家人在身边,每一秒都是多赚来的。”

曾经总是愁眉苦脸的姐姐,自从得到答案以后,再碰见我时,不再是随时冲过来的样子,只是很坦然地打了声招呼“那么晚还没下班呀?”

我极少把联系方式留给病人家属,但这次,我把手机号留给了晓宇姐姐,告诉她有事就给我打电话。姐姐很珍视地记下号码,再三表示不会轻易打扰我。

血液科病房很像流水线作业,住院、打化疗、出院,循环往复。

这个治疗过程看似平平无奇,却很难想象,晓宇这样的病人,是所有人拼尽了全力,才争取到这个宝贵的治疗机会。有的病人一直到死,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。

我承认,自己不是一个擅长安慰人的医生。林晓宇去了血液科以后,我没有再去看望他,只是会经常坐在办公桌前,打开病历再看一看这个名字。

晓宇因为身体状况太差,血液科的专家讨论后,为他制定了一个减量的化疗方案,然而只打了一个疗程,就无法再继续了,效果也很差。

我给同事发消息:看你们科不准备再给他打化疗了,如果太压你那里的床位,可以把他再转回来给我,我送他走最后一程。

同事很客气地回复,内容却让人心疼:没关系,没有多长时间了。

不久后的一天,我收到了晓宇姐姐的短信:林医生,非常感恩在弟弟最后的这段日子里遇到您,能让他走得明明白白。我要带着弟弟回老家了,再次感谢。

我回复:你是一个好姐姐,我们都为晓宇倾尽了全力。亲人都在身边,他有爱和陪伴,就没有什么遗憾了。愿一路平安。

我叮嘱她不要坐“黑车”。姐姐说是家乡的救护车,已经停在医院急诊外面了,当天就能到家。我想,挺好的,晓宇还来得及看看老家地里的庄稼。

那天,停在医院的外地救护车,少了一辆。

事到如今,晓宇已经走了一年多了,我最终也没能挽回他的生命。

我失败了吗?我不这么认为。生命是无价的,但也不是只有病人活下来,才是唯一的胜利。

在这家医院,死亡是件再常见不过的事儿。当生命无法挽救时,让病人没有遗憾,也是一种“圆满”的结局。

回想起晓宇,我写下了一句很中二的话,甚至有些矫情,却是我的真情实意:“你若性命相托,我必全力以赴。”

时隔一年,下个月我要继续负责“捞病人”的工作了,以这句话自勉。

医生,治的不止是病。


我一直觉得林大鼻是个很细腻的人。她曾通过留言区的回复时间,判断出我正被失眠症困扰。来见我时,特地带了两种安眠药,并解释了其作用:一种能够快速入睡,一种辅助长期睡眠。前者适合解决烦心事,后者用来周末补觉。 

但她告诉我,无论哪一种药都更适合压在枕头下面。“你只要明白,万一真的睡不着,身边还有补救措施,就不会那么焦虑了。”那一夜,我睡得很安稳。 

这是一种“安慰剂”,给人希望,有时能出奇效。 

林大鼻总是跟我说,自己不太会安慰人。可我总觉得,一个好医生的行为,就是这个世界的安慰剂。


(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)

编辑:小旋风

插图:@超人爸爸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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